八岁能吟诗赋对，为人代写春联，在邻里周边有“神童”之誉。二十岁中秀才，三十一岁中举，四十三岁殿试中进士，官至兵部主事，兼任提学使，弼德院顾问。

甲午战争，曾“投笔从戎”，抗击日寇。《马关条约》签订前夕，积极参与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遭到清政府的排斥，于是，转为“教育救国”，先后两次应湖南当局聘请回湘主讲衡阳石鼓书院、汉寿龙池书院，并担任湖南教育学会会长、湖南南路优级师范学堂监督，被誉为“南学津梁”。

曾熙是张大千的老师，曾与吴昌硕、黄宾虹等齐名，可谓名噪一时，然而如今，甚至不少书法专业的学生都不知其名，这种境况与百年前形成了鲜明反差。事实上，曾熙在书法艺术上“入古”的毅力和“出新”的魄力值得当代人敬畏和深思。

魏晋时期，书圣王羲之的出现标志着书法成为士大夫以及读书人孜孜以求的榜样。楷书、隶书、行书、草书、篆书的大家举不胜举，使整个书法发展史波澜壮阔，美不胜收。可是盛唐过后，中国文化从鼎盛阳刚时期走向了阴柔秀美的时代，行楷书以及行草书大行其道，宋四家苏、黄、米、蔡以及赵氏、董氏书风影响下的元明书法都走向了形式美的道路。清初的傅山、王铎异军突起，掀起了一阵浪花后又后继无人重新走向了赵、董书风一统天下的局面。物极必反，帖学的没落以及贫血造就了碑学的后来居上。自南北书论后，经包世臣、康有为的大力鼓吹及实践，一大批默默无闻的魏碑被重新发现和推崇，并推出“碑派书圣”郑道昭来与书圣王羲之相抗衡。